蘇魯閩先生, 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 在《南華早報》發表時事評論

旧话重提“中美国”：为和平打造一个新的中美共生关系

苏鲁闽

近来很少听人提起“中美国”（Chimerica）了。这是历史学家 Niall Ferguson 与经济学家 Moritz Schularick 在 2007 年拼造的一个词汇，用以描述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 那时节，华盛顿的精英们心怀希望，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会服从美国说了算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现在看来已恍如隔世。

随着中国被日益强烈地视为一个修正主义强权从而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与价值观，见风转舵的 Ferguson 近年来转而强调，“中美国”之说只是臆想出来的怪胎一具，并在特朗普政府进入反华热潮的 2019 年宣称第二次冷战登场。如今的拜登总统对中国采取的是“轻量版特朗普”做法：类似特朗普那样硬怼中国，只是其对华用强的方式更有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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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的手段变得疯狂。台湾问题被热炒到甚至产生了一些煞有介事的猜测，说中国即将对该岛采取军事行动。前五角大楼官员 Elbridge Colby 就提出，美国应该准备与中国打一场“有限战争”，而鉴于中国的霸权野心，台湾会是最方便的导火索。不难想象的是，华盛顿也有一些人希望诱使北京攻击台湾、令美国得以将其与中国的较量导入全面制裁和脱钩的轨道 - 就好像与前苏联角力时一样；如此一来，他们便可拿出已经尘封经年的冷战工具箱，再次使用并战而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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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下这个决心谈何容易！不仅是对这两个拥核超级大国本身，而且对于整个世界，轻言战争都干系甚巨。因此，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强悍，同时却发出摇摆不定的信号：一面是华盛顿不断有动作触怒北京（特别是就涉台议题），一面是拜登总统在上个月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举行的视频峰会上敦促双方在龃龉时加上常识“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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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犹豫不决而又心有不甘的心态可以理解。美国一想到自己可能面对美国治下的和平 （ 连同自己手创并真诚信仰 - 尽管有些天真 - 的所谓“自由民主”秩序）有一天（甚至可能很快）会被推翻的局面，便感到痛苦不堪、难以忍受。然而，历史告诫人们不可一厢情愿。公元五世纪时，即使当罗马帝国亡于自身的腐朽及日耳曼部落的攻击之时，身在北非的圣·奥古斯丁仍然是罗马的坚定仰慕者。十七世纪中叶，在中国的明朝灭国之后，其藩属朝鲜仍表效忠，继续按其亡国之君的年号记录日常事务。可是，罗马帝国和大明王朝还是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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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精神病学家 Elisabeth Kübler-Ross 在其 1969 年出版的《论死亡》一书中提出了悲伤悼亡情绪经历的五个阶段：拒绝面对、愤怒不已、讨价还价、感到绝望、接受现实）。大西洋理事会的 Robert Manning 于本月初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讨论美国霸主地位之丧失并借用上述库伯勒-罗斯模型，指出拜登-习峰会标志着美国正进入讨价还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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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美国现在之所思所想是否真的到了讨价还价环节，因为拜登-习峰会之后的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仍是敌意满满、动作频出，比如增加对华出口限制的黑名单，意在迫使在美上市之中国公司摘牌求去的法规呼之欲出，以及对北京冬奥会发起外交抵制。 不过，Manning 称这次峰会之后的外交是“对双方意图的试探摸底”，指出“这必定是一个渐进增益、漫长曲折的进程”- 这话还是说到了点子上。 

我提议，这一进程应该包括一个“大手笔的过渡安排”，而美国可据此同意在议定的时间内将美元锚定中国的生产能力和未来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美国可望挽回因其过去对中国误判而错失的时间，并作出努力来重振自身，以支撑其自1945 年以来造就与维护的世界秩序。这一安排同时也将允许中国作出其份内的调整，以做实其一再作出的“无意挑战这一秩序、只是希望作出改善”之立场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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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定的期限（不管是 10 年、20 年还是 30 年）结束时双方可复盘评估以确定这一安排是否有效，并相应地为双方关系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届时，双方关系可能终究还是会恶化，或者 – 借诚心实意、竭尽人事及上天祝福之力 - 双方敞开怀抱、接受彼此。 是的，我主张视“中美国”为一个可取的权宜安排：它超越了其原先被解读的单边（至少从中国的角度是如此）含义，而将中国的反馈纳入其中并达致美国的利益。

2019 年 6 月，Ferguson 如此被问及并回答：“后人对我们最严厉的评判会是什么？第二次冷战我们输给了中国！”美国和中国能够而且应当共同努力，让这一问答成为无关宏旨的废话一句。世界福祉，端赖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