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魯閩先生, 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 在《南華早報》發表時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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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3日
错误诊断开不出正确药方
Terry SU
中美贸易战暂停期间，双方本周二在伦敦达成了“框架”协议以执行一个月前的日内瓦交易。这带来了双边贸易战即时缓和的希望，潜在包括美方承诺撤销部分技术禁运，以换取中方放松稀土资源出口限制。
至于伦敦协议的细节，有望在两国领袖批准后即行披露。
为期两天的伦敦会谈得以迅速安排展开，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四（在其第二任期开始四个多月之后首次）与中国领导人的电话交流。而在日内瓦谈判后，双方继续在贸易问题上剑拔弩张。
华盛顿宣布在全球抵制包括华为昇腾在内的中国造高端芯片（将中国的公司也包括在内），北京则威胁惩罚胆敢遵守该禁令的国家与公司。就在两国领导人通话次日，还传出了美国停止发放向中国付运核电厂零部件许可的消息。
尤为关键的是，中国前所未有地收紧了稀土出口管控，以展示其反制能力。此举给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国防企业带来的痛苦显然正是特朗普急于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的最直接原因——贸易摩擦正迅速升级为全球供应链危机。
此轮伦敦会谈或许起到了降级紧张局面的作用，但除非它有助于华盛顿调整其贸易乃至整体外交政策，否则形势还是不容乐观。
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是，有些人的思维似乎被特朗普式叙事牵着鼻子走了，竟然附和说“特朗普关于美国贸易赤字不可持续性的论调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他的处理方式值得商榷”。
值得商榷的其实另有其因：是特朗普及其团队完全搞错了状况，不晓得由于日益壮大的中国已成为美国天字第一号的竞争对手，世界已发生了范式转换。换言之，特朗普的美国未能把握一个意义重大的要点：崛起的中国是一个需要回应的新问题，而不是一个有待纠正的旧错误。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促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使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金融和军事巨无霸的地位制度化。
该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将世界各国货币的价值与美元绑定，美元本身则与黄金挂钩，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并避免重蹈保护主义的覆辙（后者被视为导致二战的主要原因）。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自由贸易仍欣欣向荣，而作为法币的美元由于继续锚定原油等大宗商品及依托遍布全球的美军基地（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仍保持主导地位。
并非没有人注意到美元主导地位的负面影响。早在1960年代初，对美国贸易赤字的担忧已很严重，以至于出现了“特里芬两难”（the Triffin Dilemma）这一概念。
在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看来，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并使美国人成为“最终消费者”，长期来看将成为美国的问题。
但对美国来说，这个代价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祝福，因为它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John Ikenberry所称的“自由国际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在民主和资本主义旗帜下建立的广泛而包容的规则和机构体系，构成了全球合作与共享权力的基础。
于是有了“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学者兼前政客Michael Ignatieff把这一时代的美国称为“轻量级帝国”，专栏作家Robert Kagan称其为“仁慈帝国”。美国走在“山巅之国”的光辉大道上。连大名鼎鼎的马斯都直言：“美国就是新罗马”！
随后就是特朗普登场。在上个总统任期内，他显然不希望中国成为这一帝国的一部分。而现在，他似乎连帝国本身都不想要了。
但他误诊了美国面对的问题，也就开不出正确的药方——其对全球发动的混乱关税战就是明证。
或许，美国可以回归拜登时期的路线——如前美国副国务卿Kurt Campbell和政治学者Rush Doshi最近撰文所言——须靠与盟友联合才能达至相应规模以对抗超级工业化了的中国，从而将其排除在帝国秩序之外。
又或者，美国可以与中国（加俄国）达成协议，让这个它本就已经厌倦的帝国关门大吉。二者选其一，华盛顿都能为自己赢得时间，让美国能从容地在由单极转向多极的新世界中找到自己新的位置——特朗普政府已承认世界发生了这种转向。
有人认为“加速主义”理论是华盛顿政策混乱的根源——这一蕴含白人至上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已不可修复，只有让它系统性崩溃才是唯一出路）。如果美国找不对抓手以重新定位自己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加速主义”的实行便会反噬美国本身、加速其衰落——而这正是特朗普和美国精英们想要阻止和逆转的。
本文作者Terry Su是Lulu Derivation的总裁。在成立Lulu之前，他有20余年的投资银行和企业高管的经验。他还曾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顾问委员会的外部成员。他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系、国际政治学系的学士学位，并于牛津大学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